探寻雅乐之源 弘扬中华文化——与陈致教授一起走进雅乐世界

2022年4月7日下午,UIC常务副校长陈致教授为师生们带来了“形势与政策”讲座——“雅乐探原”,分享他多年来在雅乐领域深入研究的成果,吸引了线上线下千名师生参与。本场讲座由教务长李建会教授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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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李建会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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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陈致教授

《史记·孔子世家》有言:“诗三百,孔子皆弦歌之。”说明自古就有诗乐一体之传统。然而,乐从何起?便要追溯雅乐的滥觞了。在了解雅乐的源头之前,陈教授为同学们梳理了夏商周三代的关系。傅斯年在《夷夏东西说》《周东封与殷遗民》等著作中认为,夏商周三代兼具时间和空间的交叉性。哈佛大学考古学家张光直教授在傅斯年的理论和其它考古学证据的影响下提出:“夏商周这三代的关系,不仅是前仆后继的朝代关系,而且一直是同时的列国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早期文献中并没有清晰的夏商周的区分,西周时期的文献记载中,周人也常以夏自居,如《君爽》中周公言:“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周人为何自称为夏?对此学界有不同的说法:一说是由于婚姻关系,也有说周本为地名,古公亶父迁居于此,取地名为部族名,而夏是最初的部族名。在陈致教授看来,周人以夏自居的真正原因是为了“争正统”。《尚书·立政》言:“帝印罚之(殷),乃伻(抨)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百姓。”也即是说,面对比自己强大的商,周人出于某种政治上的需要而认同夏。以夏自居,不仅使各方面处于劣势的周人寻找到了一种精神上乃至政治上可以与殷人相抗的依据,从夏人那里承袭的“夏乐”也具有音乐之上的某种民族文化象征意义。正因为如此,周人在灭商后,并没有全盘接受殷人的音乐文明,所以在周代的雅乐中便有文乐“大夏”和武乐“大武”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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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致教授谈周人对夏的认同

接着,陈致教授详细介绍了从殷商文化中发展的雅乐制度。结合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的乐器来看,原始的夏乐夏舞包括舞者、乐器、乐制和乐律。至于商朝的音乐,甲骨文中有记载的商朝乐器包括庸、丰、竽、熹、言等。在河南出土的商代墓葬里,即有一种乐钟“庸”,一般是三件一组,但对于其演奏方法还颇有争议,清代罗振宇等学者一说是手持着演奏,之后也有学者认为是敲打演奏。甲骨、金文等文献中还记载着商朝的祭祀舞蹈“万舞”,这种舞蹈在晚商之后被禁便没有了记录,直到春秋时期才开始重新出现,有记载鲁、宋、楚、齐诸国都曾使用过,如隐公五年就有“考仲子之宫,将万焉,公问羽数于众仲”。《周礼》中记载了详细的雅乐的形制,包括天子诸侯大夫士分别应该跳什么规格的舞以及舞的不同程式。西周晚期雅乐渐趋成熟,但根据现有的文献,春秋早期时还未成型便已礼崩乐坏,主要体现为种种僭越,曾侯乙墓、蔡侯墓中的乐器便可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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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师生互动

讲座结束后,线上线下的师生仍意犹未尽,纷纷向陈致教授请教。有同学问,礼崩乐坏是否会促进音乐文化的发展?陈教授认为,周人建立的制度对音乐发展而言是一种干预和限制,最终会导致迟滞甚至倒退,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反而恰是音乐的繁盛时期,因此礼崩乐坏对音乐发展是有好处的。现场的王教授提出,与西方的宫廷音乐、宗教音乐相比,中国的宫廷音乐是否缺乏理论化和良好的教育体系?陈致教授认为,中国的雅乐等是十分有体系的,有理论、有教育、有师传,但历史中有间断,例如春秋战国时期因为战乱等各种原因导致真正懂雅乐的人越来越少。因此,陈教授也希望大家能多了解雅乐,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


文:中国语言文化中心 黄希悦

图:中国语言文化中心 王丹妮

新闻公关处 蔚晓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