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与文化的对话:反思与展望

2019年11月23日至24日,第二十四届国情国学教学研讨会在演艺厅成功举行。本次研讨会主题为“科技创新与文化传统”。经过近两个月的筹备,来自两岸三地不同学科领域的九位学者齐聚北师港浸大,在为期一天半的议程中,先后就会议主题与众多师生分享各自的见解。现场师生也与专家学者展开了积极交流与对话。

与历届研讨会相比,此次议题别开生面,在保持一贯人文特色的同时,兼及科学技术领域,传统与现代并重,有效扩展了受众。研讨会九位学者分别从事数学、物理、医学、农学、天文、科技史、自然哲学、教育及中西文化交流等领域的研究,他们是北师港浸大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汤涛教授,台湾清华大学通识教育中心暨历史研究所徐光台教授,香港大学中文学院冯锦荣教授,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张大庆教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胡化凯教授,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王大明教授,南京农业大学中华文明研究院院长王思明研究员,北京科技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潘建红教授,南方科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赵建华教授等。每位学者报告约四十分钟,与听众互动二十分钟。每一场次聆听者达四百余人次,现场师生纷纷借机向学者请益。出席开幕仪式和研讨会的还有我校教务长李建会教授,理工科技学部院长黄华雄教授,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副院长赵晓斌教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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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学者、嘉宾及现场老师合影

23日上午十时许,校长汤涛院士为研讨会致开幕辞。汤校长对远道而来的各位学者表示欢迎和感谢,并简要回顾了我国古代科学文明走过的道路以及近代百年所遭遇的挑战。正如汤校长所言,本次研讨会选择以“科技创新与文化传统”为主题,是希望帮助同学们更好地理解中华文化传统,认识新时代中国科技创新的使命。他希望同学能抓住机会,积极与各位学者交流,开阔视野,活跃思维。致辞后,汤校长分别向与会学者赠送纪念品。赵建华教授于次日抵达,纪念品由中国语言文化中心主任伍鸿宇教授赠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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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校长致开幕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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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校长向与会学者赠送纪念品

汤校长也是本次研讨会的首位主讲人。他以“高科技时代的数学与艺术”为题,带领现场师生感受了不一样的数学之美。汤校长首先介绍了古希腊欧几里得几何学在数学史上的地位,以此引入讲座的三项内容,即“艺术中的数学”“数学中的艺术”和“高科技时代的数学与艺术”,来说明数学尤其几何学与文化艺术领域的广泛联系。在第一部分,他例举了数学与绘画、建筑、音乐和雕塑等各门类艺术的关系,如:在绘画艺术中,西方多为三维,透视原理、黄金分割、影射几何、拓扑学在一流画家笔下得到良好地运用和体现,这与富有诗意的中国画相区别。第二部分,他回顾了非欧几何的提出和发展过程,并介绍了分形思想。类似数学领域的进展为艺术带来了充满美感、富有变化的全新图案。第三部分,他以计算机图像、3D打印、视觉艺术和投影为例,全面展示了应用于艺术领域内日新月异的科技手段。这些都表明,人工智能时代,艺术欣赏、创作同数学的关系愈加紧密。在随后的互动中,同学们沿着校长的思路,问起数学与艺术的结合会否损伤艺术的感性美,校长认为二者虽然不能相互替代,但是数学对艺术的促进作用也应该被肯定,新的时代,青年更应该自觉扩大知识储备,这也是过往艺术家的成功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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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校长讲解数学和艺术之美

合影、茶叙之后,徐光台教授通过“中西文化传统与科学发展的对比”,分享了其科学史研究的心得。科学史应回到当时历史情境看其奋斗与突破,因此,徐教授首先回顾了十九世纪的科技进展以及稍后的有关论争。究竟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为什么科学革命发生在欧洲而不在中国?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厘清科学、技术和科技等概念,由此进一步认识中西科学发展。科学或自然知识,是理解自然现象的个别事实或概念系统。中西科学或自然知识与文明传统,各有其发展取向与方式。科学与技术有别,技术是人将想法落实在物质上,操控或产生器物。在历史的不同阶段,二者间的关系不同。十九世纪以降,科学与技术间互通。就中西的文化传统而言,中国人虽然很早开始提出“自然”,现代不乏“自然哲学”后见,但是区别于古希腊的“自然”概念和亚里斯多德“自然哲学”传统。中国的自然哲学以气为线索,伦理化、政治化,偏重关系型思维。西方古希腊时期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宏观至两个圆球式宇宙论,微观至原子状态的论述,侧重的都是物体的自然运动或自然状态,以自然主义式思维来解说自然现象。近代西方实际深受培根自然哲学的影响,注重实验归纳,认为人掌握自然律则就可以改变自然,预示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徐教授总结,20世纪初主张全盘西化,传统科学缩小到个人身体场,西方科学与技术开始占据主导地位,但科技统领一切是值得怀疑的。此后,针对同学有关哲学思考、历史研究的疑惑,徐教授分享了自身读书、研究经验,认为虽然历史上的理论和实践有时间差,但历史往往迂回发展,人类的过往能够为今天提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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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教授分析中西文化传统与科学发展的差异

下午的研讨两点开始。第一场由王大明教授分享“李约瑟难题与中国科技创新”的报告。“李约瑟难题”是此届研讨会的核心议题之一,多个场次不同程度涉及。王教授全面梳理了这一难题的来龙去脉。二十世纪初中西文化论战的背景之下,中国学人已对中国古代是否存在科学表示疑问,李约瑟通过大量详实的历史数据,全面提出了这一问题。王教授回到近代科学产生之初,也就是西方科技开始全面超越中国的晚明,通过中西对比,初步看出中国科技的经验性和缺乏理论的特点,排斥与吸收外来知识并存的现象。如何回答李氏难题?王教授总结了两个前提,即中国古代有无科学和是否与现代科学完全对立两个问题,还有内史、外史和内外综合的三种研究进路。古代有无科学不同学者见仁见智,但传统科学或经验为现代科学提供宝贵资源无疑。王教授指出,虽然李约瑟的知识性错误不少,但局部纠正、整体消解他的疑问都不合理,泛泛而谈,也无益于这一问题的解决。中国科技一直保持相对稳定的增长趋势,晚明且出现了最后的辉煌。在对李约瑟难题的现有解答中,外史视角占主导地位,然而不能令人完全满意。王教授尤其纠正了其中文化排斥、扼杀科技的看法,提出清代文化异质化,延迟了中西文化汇通的看法。报告结束之后,同学问及李约瑟之谜对当下科技发展的意义,王教授认为它可以破除西方中心论、孤立主义、单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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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教授集中讲解李约瑟难题

其后,张大庆教授为师生分析了“中国现代医学的成就及其面临的挑战”。张教授注意到,研讨会名为“国情国学”,每个人应该要了解我们的国情,其中医学的发展就关系到国情、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张教授认为,当下医学存在诸多悖论,这是最好之时,也是最糟之际。他随时引证医学实例来说明医学领域的吊诡事实,这些事实包括:期望寿命延长和死亡率降低的同时,伴随病痛和伤残扩展以及经济的代价;人类越健康,同时也越担忧健康;一些疾病,如哮喘或成人型糖尿病的流行,与经济发展和物理环境的改变结构性地联系在一起;临床治疗效果令人鼓舞,但病人对医生的信任下降及医学职业的荣耀在减弱;现代医学越发达,人们对医学越有兴趣。张教授还为在座师生简要回顾了现代医学传入中国、现代医学体系建立、中国现代医学的发展过程以及当代医学的主要成就。在张教授看来,医学是科学,始终不能脱离人,甚至有精神信仰的意味,这也是人们寻医问药大体遵循西医、中医乃至江湖术士这一路径的原因所在。张教授的报告深入浅出,有效帮助听众了解了医学国情。对同学提及的网络问诊问题,张教授认为,其中存在太多不可控因素,为了保证医患的充分交流、病人的有效选择,最有效的方式还是面对面问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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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教授说医学的最好之时与最糟之际

胡化凯教授的报告“从中国古人解决运动学问题的方式看思维创新与科学发展的关系”。他主要对中西四类运动学问题解法中暗涵的思维方式进行细致入微的剖析。在此之前,他简要介绍了中国古代“物理”的内涵,即泛指“万物之理”。中国古代不存在分科意义上的物理学,但是,也取得了力、声、光、磁学方面的重要成就。至于古代数学,西方注重公理化证明,中古则偏重机械化计算。胡教授接着透过中国古算书,主要是西汉张苍、耿寿昌所编《九章算术》,对匀速运动、匀加速运动、匀减速运动、变加速运动的传统数学解法与现代物理解法进行了比较:匀速直线运动问题,数学解法与物理解法没有本质差别;匀变速直线运动问题,数学解法用等差数列求和、盈不足术,物理解法用匀加速运动公式;变加速直线运动问题,数学解法用盈不足术,物理解法用指数函数、微积分;变速运动,数学解法本质上不同于物理解法。中国古人运用数学解法解决系列相对复杂的运动学问题早于西方十几个世纪,西方古代数学著作只涉及匀速运动。然而,自亚里士多德经中世纪学者,至伽利略、牛顿,西方始终沿着一条正确力学研究道路前进。中国古人以感性思维为主,主流价值观是人本主义、实用理性,西方运用理性思维,为求知而求知。数学和物理实有其区别、界限。这些启示后人重视思维方式和求知目的。讲座之后,学生问李约瑟之谜与感性、理性思维的关系,胡教授认为李约瑟之谜有九种表达,其中一种提问方式是,为什么中国将自然知识应用于解决社会实际问题领先于西方?除了物理学,中国古代天文、医学也存在注重现象记录、经验总结,而缺少理论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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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教授从中国古人解决运动学问题的方式论证思维创新与科学发展的关系

王思明研究员所探讨问题是“传统农业文明与现代乡村振兴—农业文化遗产的价值与作用”,他的报告以提问的方式引导听众对农业国情的思考。第一,为什么2000年前中国就用7%的耕地供养了世界20%的人口?王先生对中国农业生产方式进行追溯,展示了中国农业在经济、政治乃至文明中的关键地位。第二,为什么中国的农田耕种数千年后地力没有衰退?原因在于中国农民在长期实践过程中,形成了“天、地、人、稼合一”的有机农业传统,“用养结合,地力常新”。第三,中国农业是否封闭落后以及中国农民是否不思进取?中国农业在世界经济中的占比曾长期领先。中国自南北朝直到晚清,以“胡”“海”“番”“洋”命名的农作物层出不穷,可见南北交融、汉少交融、中外交融是农业史主调。第四,传统农耕文化的价值表现在哪些方面?王先生坦言传统与现代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没有传承就没有发展,传统农耕文化是安全食品之源、农业创新之基、生态涵养之地、和谐共生之所、文化传承之乡。第五,乡村振兴中如何发挥传统农耕文化的作用?王先生分析了国内外的大量成功案例,说明农耕文化在产业兴旺、乡村旅游、绿色发展、社会和谐、文化传承、城乡融合发展等多个领域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报告之后,同学提出如何解决特色小镇畸形、同质发展的疑问,王先生认为其原因在于过分依赖政府,以后应该更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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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思明研究员谈农业文化遗产的价值与作用

23日晚,在CC323举行师生晚宴。部分学生继续向诸位学者请益,杯盘之间,气氛融洽,讨论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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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互动,研讨切磋

24日上午九时继续开讲。冯锦荣教授带来了他有关“‘一带一路’科技文明与现代社会”的研究,听众得以感受该领域的最新成果。冯教授首先简要回顾了“一带一路”的提出过程。我国政府2013年倡议并主导的跨国经济带,不仅是国家的经济战略,也具有重要文化意义。冯教授借助“东亚汉字文化圈”这一概念,来说明中国古代文化发明和技术转移扩散。他凭借丰富材料,表明中国历史上的四个思想活跃时期,即先秦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明末清初和清末民初,最能表现“文化多元主义”,而这也是“一带一路”的应有之义。冯教授重点解析了明末方孔炤对西方天文学的态度,从而说明在科技文明领域“礼失求诸野”是一个重要研究角度,随后,他又结合丝绸之路沿线发现的敦煌钞本及相关文献,选取有代表性的稀见古天文(仪器)图,通过以点带面的方式,与师生一道简要领略了东西方天文的代表学说和交流过程。报告之后,冯教授就同学提问,进一步分享了自己的研究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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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教授谈“一带一路”的科技研究

潘建红教授以“中西科技文化比较漫谈”为题,以四大发明对世界历史文明进程的影响,引入中西科技文化的比较。潘教授重点剖析了“科技文化”的内涵。他认为,科技和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科技作为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知识体系,属于文化的范畴;科技作为一种文化形态,以不同的方式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法、行为方式与生活方式等;科技和其他形式的文化因素,构成了人类伟大文化宝库,需从文化整体上去认识科技,用科技文化的观点研究科技。科技文化由表及里,分器物、制度、精神三个层面。中西文化在地理背景、思维模式、价值取向、学术价值观等方面有相当的差异。具体而言,中西科技文化分别以天人合一与二元对立为目标,以直觉形象与逻辑推理为方法,前者偏重实践理性,后者抽象理性。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具有技术高于理论,理论高于实验的特点,这也与西方对科学实验的重视区别。针对中国主人追求人与自然和谐这一事实,有同学对如今中国人不注意环保表示疑问。潘教授认为,18世纪以来的工业革命引发了一系列环境问题,进而导致新型疾病,随之产生环保的呼声。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环境问题有其必然性,中国的传统智慧或可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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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教授旁征博引

赵建华教授以“新文科建设的技术维:从嵌入到融通”为题,着重介绍并分析了新文科的最新动向。在介绍新文科的诞生背景、建设历程、内涵之后,赵教授回顾了国际研究进展。新文科的倡导于21世纪初,欧美部分高校已经成立数字人文研究中心,开设数字人文教育课程,我国尚未开设相应的专业或进行成建制的数字人文专业人才培养,系统开展数字人文人才培养的探索尚未起步,不过部分高校正在尝试。新文科从技术维而言,实际是工业革命以来教育和科技之间的赛跑,它侧重信息技术和学科融通,注意培养创造力和批判性思维,以项目学习、问题解决的教学方法为主。新文科建设虽然可能引出新的问题,即“技术主导一切”或者新技术和文科简单叠加,但技术促使文科的内涵发生变化并出现新型态,为教学改革提供了新的可能。赵教授从学习和教育两个方面说明新文科教育的新特点。就项目学习而言,它能过有效促进学生高阶思维发展,高阶思维不同于固定知识,是可以移植的,其中蕴含高阶能力的发展潜力。就STEAM教育而言,多学科交叉有助于知识的融汇,基于项目的课程设计可以促进批判思维,科学思维与设计流程能够贯注其中。新文科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符合21世纪能力框架学、全面发展的人,以便更好参与全球化。讲座结束之际,同学们积极提问,赵教授认为,这一表现说明我校学生具备良好的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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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教授畅谈新文科大势

24日中午十二时,为期一天半的研讨会结束了全部议程。中国语言文化中心吴炳钊博士再次对与会学者表示感谢,也感谢所有参与研讨会的老师和同学们,希望大家以研讨会为起点,继续思考科技创新与文化传统的关系。

 

文:中国语言文化中心 潘登

图:中国语言文化中心 刘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