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反思•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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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新闻稿
吴清辉校长开幕致辞
客观看待辛亥历史,努力继承辛亥精神
我是个爱说真话的人
和煦若风扶杨柳,渊博似瀚海苍穹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2011年10月21-22日,由中国语言文化中心主办的"辛亥革命百年回眸与反思专题研讨会暨第八届国情国学教学研讨会"在我校成功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四川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香港中文大学、澳门大学等两岸三地的多位知名学者出席研讨会,围绕辛亥革命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10月21日上午,研讨会开幕式在冯燊均演讲厅(B101)举行。吴清辉校长、香港冯燊均国学基金会主席冯燊均先生和夫人鲍俊萍女士以及UIC众多师生出席。中国语言文化中心主任伍鸿宇博士主持开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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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清辉校长致开幕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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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式现场

吴清辉校长在开幕致辞中表示,本次研讨会的主题非常有意义,是对辛亥革命最好的纪念。他指出,今天的高等教育不能关起门来办学,而要以海纳百川的姿态促进学术交流,为学生心智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联合国际学院一直以来努力创造良好的学术交流平台,不仅聘请国际师资,而且还定期举行系列学术活动,"国情国学教学研讨会"就是其中之一。迄今为止,"国情国学教学研讨会"已成功举办了七届,取得了很好的学术与教学效果,已形成联合国际学院创新教育的一个重要传统。

随后,吴校长向中国社会科学院杨天石研究员和台湾中央研究院朱浤源研究员赠送纪念品并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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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校长向首场演讲学者杨天石先生和朱浤源先生赠送纪念品

随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杨天石研究员与台湾中央研究院朱浤源研究员分别发表演讲。杨天石研究员指出,辛亥革命胜利迅速、代价很小,究其原因乃在于清政府腐烂透顶,为自己培养了大批掘墓人;革命党正确对待满人,实现了一次人道主义的文明革命;争取列强中立,避免其直接武装干涉,减少了阻力;团结立宪派和开明官绅,壮大了革命力量;利用袁世凯,避免了南北相抗,长期战争。但也正是因为胜利迅速,代价小,导致中国的面貌没有焕然大变,没能彻底清除中国历史痼疾。朱浤源研究员重点分析了辛亥革命的基督徒性格。他指出,身为基督徒的孙中山,其革命信念具有基督新教的"差传(mission)"性格。在中国的新教差会掩护、支持孙中山革命,革命成员也多系基督徒。可以说基督教性格之意识型态主导了孙中山的革命。受此影响和局限,孙中山设计的民主共和与中华政治传统完全断裂,这不仅不合实际,而且是一厢情愿,非常危险。中华民国建立后之所以不能继续推进民主、自由、平等,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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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天石研究员在探讨辛亥革命胜利迅速、代价很小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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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浤源研究员分析辛亥革命的基督徒性格

21日下午进行了两场演讲,五位学者分别作报告。华中师范大学罗福惠教授详细探讨了辛亥革命发生之后日本各界的反应和态度:曾对孙中山等革命派有过同情和支持的日本浪人,及与浪人有联系的日本政界、经济界个人,对这场革命给予了多方面的援助;知识界、舆论界的多数声音,也是肯定这场革命。而包括内阁、军部和元老在内的日本政府,则敌视辛亥革命和民国政权。中山大学周兴樑教授分析了辛亥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他指出,辛亥革命作为旧民主革命的顶峰,实铺垫和开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革命的发展与胜利道路。这种密切关系表现在人脉传承方面就是它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具体而言就是,同盟会员曾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做出过重大贡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革命运动中,特别是首次国共合作时期,有不少同盟会员实现了由同盟会员到共产党人的转变。

短暂茶叙后,香港中文大学郑会欣研究员分析了辛亥革命之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他以大量的数据显示了辛亥革命后中国出现经济转型的具体表现,其中包括工矿业的蓬勃发展、近代金融业的兴起、对外贸易与商业的发展等。他还对民国初年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第一次世界 大战的爆发确实为形成中国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来重大的契机,但是若要寻找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真正原因,还必须从中国内部的深层结构去分析和研究。澳门大学郑德华教授就辛亥革命与海外华侨的关系进行了再探讨。他认为,海外华侨积极参与辛亥革命是多种社会条件(包括清政府未能担当保护华侨的角色、海外掀起排华运动、革命派和改良派在海外的论争、孙中山等革命派活动的影响等)综合作用的结果,而不是单一的社会效应。华侨在辛亥革命时期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具有时代的特色。上海社会科学院王敏研究员重点分析了清政府的覆灭与应对新式传媒无方的关系。她指出,面对汹涌而来的报刊宣传,清政府镇压无效,主导不成功,规范滞后。主要原因是清政府缺乏主动应对新问题的能力,应对报刊宣传的文化资源也相当贫乏,再加上国家主权不完整,租界成为改良和革命报刊舆论传播的基地。由失去舆论主导权,清政府进而失去了专制政府的合法性,最终也失去了人心,灭亡已成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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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福惠教授为大家讲述辛亥革命发生之后日本各界的反应和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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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兴樑教授:从同盟会员到共产党员--革命者矢志不渝的人生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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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会欣教授纵论辛亥革命之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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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德华教授:辛亥革命与海外华侨的关系再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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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敏教授:应对新式传媒无方与清朝的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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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现场(一)

10月22日上午,四位学者发表了演讲。中国政法大学郭世佑教授深入分析了"辛亥精神"的内涵。他指出,辛亥革命唤起了中国人两个方面的自觉:一是觉悟到凡不是中国人,都没有权来管中国的事;二是觉悟到凡是中国人,都有权来管中国的事。他认为,辛亥精神就是屡战屡败的进取精神、赴汤蹈火的牺牲精神和不畏强权的自主精神。他强调指出,"辛亥精神"理当在新的环境与新的使命之下予以变革与弘扬。演讲结束时,他引用中山先生的遗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鼓励UIC的年轻学子要认真学习,关注社会。浙江大学汪林茂教授则以浙江为例,分析了辛亥革命后的局势。他指出,由于农村贫穷、破败和新政权内部的权利争夺,辛亥革命后,浙江陷入社会纷乱和政治纷争之中,重建秩序成为必须。但在崇尚权威和武力的背景下,这种重建秩序的社会要求,被导向了旧式的集权和专制。浙江的这一结局,也是整个辛亥革命最后趋向的缩影。短暂茶叙过后,广州社会科学院骆宝善研究员以《袁世凯与辛亥革命》为题发表演讲。他指出,袁世凯不是一个完全反面的人物,认为他窃取了辛亥革命果实也是不符合实际的。根据原始档案和大量第一手文献可以证实,袁世凯复出时同徐世昌密谋,炮制了六项条件的成说纯属虚构。袁世凯复出后,督师南下,对革命军采用的政策和手段,是"抚"而不是"剿",即在军事重压下进行谈判,和平了结。袁世凯发表通电,宣布赞成共和才使得清王朝和平终结,南北和平统一。他认为,辛亥革命的和平解决是国民的福祉,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四川大学的吴铭能教授重点探讨了如何继承和发扬辛亥革命精神。他介绍了胡适的留学经历,指出青年学子应该有大志向,大担当,要效仿胡适,努力充实自己,做好知识的准备、体能的准备,以便将来报效祖国,回馈社会。他慷慨激昂的演讲,让在场学生深受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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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世佑教授深入分析"辛亥精神"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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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林茂教授以浙江为例,分析辛亥革命后的集权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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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宝善研究员:袁世凯与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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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铭能教授: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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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现场(二)

 

22日中午,研讨会闭幕式在冯燊均演讲厅举行。伍鸿宇博士致闭幕辞,他感谢与会学者对本次研讨会的支持和学生的积极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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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鸿宇博士与学者、嘉宾在闭幕式上合影留念

本届国情国学教学研讨会议题集中,视角多元,探讨深入。在保持较高学术水准的同时,尤其重视发挥教学功能,强化学者与学生的交流。每场演讲结束后,均安排问答环节,与会学者与学生就演讲内容展开讨论,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有的讨论相当热烈,以致不得不延长会议时间。会议中间茶叙时,学者和学生的交流也持续不断。有的学生甚至还到学者下榻的宾馆请益。可以说,本届研讨会卓有成效地拓宽了同学们的视野,加深了同学们对辛亥革命的了解和认识,增强了同学们的历史感和社会责任感,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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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上同学

们踊跃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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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聪副校长与学者、嘉宾及中国语言文化中心老师合影留念

 

 

记者:李政阳、吴为、林杏仪、孙若玉、黄婉鹂

摄影:安英昭、陈攻、黄敏聪、张传皓

编辑:中国语言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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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百年回眸與反思--第八屆國情國學教學研討會

開幕致辭

(吳清輝)

 

尊敬的各位學者、嘉賓、同事們、同學們:

大家上午好!

很高興今天來參加"第八屆國情國學教學研討會",本屆研討會的主題是"辛亥革命百年回眸與反思"。1911年爆發的辛亥革命是中國歷史上劃時代的巨變。它推翻了清王朝的統治,結束了中國長達兩千多年的君主專制制度,廣泛傳播了民主共和的理念,極大地促進了中國人的思想解放,推進了中國社會的現代轉型。可以說辛亥革命開闢了中華民族的新紀元。

歷史常常要拉開時間的距離才能看得更明白。百年之後的今天,我們回眸和反思辛亥革命,不但能對事件經過和影響獲得更加清楚、透徹的認識,而且還可以從中汲取歷史的經驗和啟示,從而更加明確前行的方向。因此,我認為,本屆研討會的主題是非常有意義的,這也是對辛亥革命最好的紀念。

我們這裏離翠亨村很近,那裏有中山先生的故居。可以說,UIC所處的這個地方,曾是近代歷史上得風氣之先的地方,英才輩出。在這裏舉辦紀念辛亥革命的研討會,更具特別的意義。

我們今天的高等教育不能關起門來辦學,而要以海納百川的姿態促進學術交流,為學生心智的發展創造良好的環境。聯合國際學院一直以來努力創造良好的學術交流平臺,不僅聘請國際師資,融不同思想學派於一校,而且還定期舉行系列學術活動。"國情國學教學研討會"就是其中之一,它是我們開拓的補充課堂教育的新途徑。迄今為止,"國情國學教學研討會"已成功舉辦了七屆。各屆研討會均有眾多學者與師生參與其中,圍繞特定主題展開研討,學者"講學"與學生"問學"交融於一堂,使學生在感受學者們學養風度的同時,更能借助他們深入淺出的演講開闊思維和眼界,取得了很好的學術與教學效果,已形成聯合國際學院創新教育的一個重要傳統。

在此,我預祝本屆國情國學教學研討會圓滿成功!祝各位學者和嘉賓會議期間身心愉快!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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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看待辛亥历史,努力继承辛亥精神

--杨天石研究员专访录

 

10月21-22日,著名学者杨天石出席了由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UIC)中国语言文化中心主办的第八届国情国学教学研讨会,在会议上做了精彩演讲并于会后接受了记者专访。

 

阅读蒋介石日记的大陆第一人

 

2008年,一本名为《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的历史随笔被全国31家媒体共同推举为当年"十大好书"之一,这本书的作者,正是研究蒋介石日记长达25年的杨天石先生。2006年,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图书及档案馆首次向民众公开蒋介石日记,杨先生更是全球受邀阅读蒋介石日记的第一位大陆学者。杨先生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著名学者,尤其精于中华民国史、中国国民党史,对辛亥革命和蒋介石的研究更是推陈出新,堪称学术界的权威。2011年,恰逢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杨先生在参加了在武汉、成都等地举行的大型辛亥革命学术研讨会之后来到UIC,发表了题为《辛亥革命何以胜利迅速,代价很小?》的演讲,在与会学者和UIC师生之间产生了很大的反响。记者在会后就辛亥革命百年后的意义、辛亥革命中主要人物扮演的真实历史角色以及杨先生本人重要学术研究成果等内容对其进行了专访。

 

精神要继承,纪念莫盲目

 

从年初至今,全国各地都在举办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纪念活动,然而这一系列纪念活动是否真的有必要,是否形式大于意义,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杨先生坦言自己也觉得活动是多了一点,也感到应接不暇。他认为这说明辛亥革命受到各方各国的重视,但是否有必要开那么多会,确实是一个问题。"关键不在于开会,而在于真正把辛亥革命的精神继承并发扬",他说,"对学生来说,主要意义一个在于继承辛亥革命振兴中华的精神,一个在于继承其民主共和的精神。"

杨先生表示,相对在武汉、成都举行的两个大型学术研讨会,UIC举办的研讨会规模小而独具特点。他很高兴看到在UIC有许多学生尤其是非历史专业的学生参与到讨论当中,在会议休息期间和会后还有许多同学向他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并欣慰地说,这说明同学们思想很活跃,思考问题很深入。他还对研讨会给予了充分肯定并提出了建议,"在这里,每个学者报告半个小时,比学术会议的12分钟长一点,这就可以讲得更充分、全面。如果自由讨论时间能再长一点,最好是把大家的问题事前收集一下,让不同的学者事前有一点准备,这样会更有针对性。"

 

客观地看历史,批判地做研究

 

对于大多数学生而言,他们所看到的历史往往都是教科书上的条条框框,极少有人能够看到真实的史料,掌握充分的证据去怀疑传统的学说。而杨先生则通过自己数十年的潜心研究,在中国近代史,尤其是辛亥革命史方面为我们开创了一个不同的视角,他的学术观点非常有助于我们拓宽历史视野。杨先生学术成果甚丰,而他自己认为最有意义的学术观点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是辛亥革命的领导力量问题。杨先生说:"这个问题我跟传统的观点有很大的不同。传统观点认为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我从一开始研究辛亥革命,就不相信这个观点。我们拿事实来看,第一,辛亥革命时候资产阶级力量很小很微弱。第二资产阶级并不赞成革命。资产阶级首先想到的是保自己的财产,可以说辛亥革命的整个过程只是到了武昌起义前后,资产阶级才表现的比较积极、投入。但是在大部分时间里,资产阶级参加的是譬如抵制美货、收回矿权和利权等和自身经济利益有切身关系的活动。在辛亥革命之前,资产阶级参加的是立宪运动,主张君主立宪。资产阶级特点是求稳怕乱,怕社会动荡,像立宪运动,也是希望在不造成社会动荡的前提下实现改革,但对革命,大多是不赞成的。所以说,他们既然基本态度不赞成却说是他们领导了辛亥革命,找不到事实根据。特别是二次革命,上海资本家只有一个沈缦云是跟着孙中山走的,别的资本家都反对。后来学术界又有说法,说资产阶级中下层是支持革命的,参加立宪运动的是资产阶级上层。但如果说中下层是参加革命的,也找不出代表人物。我的看法,辛亥革命的主要领导者,我称之为‘共和知识分子'。近代中国有很多种知识分子,一种是传统知识分子,即在孔孟之道或佛教、道教等传统思想影响下所形成的传统知识分子,中国传统社会大多是这种知识分子。少数像李卓吾、曹雪芹,我称之为‘异端知识分子'。他们是跟正统相对抗的。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和西方社会的接触,留学生的派遣,中国社会产生了一种新的社会力量,我称之为‘新型知识分子'。大概可以分五种类型。一种就是‘洋务知识分子',主张洋务救国,‘师夷长技以制夷'。像魏源、冯桂芬主张通过学习西方科技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这是第一代新型知识分子。第二代是‘维新知识分子',除了学习西洋的科学技术之外,还主张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主张设医院、开国会,要进行部分改革。比如薛福成、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严复,主张进行政治改革。后来还有‘立宪知识分子',比如张謇。这两种知识分子属于一类,主张在不触动封建专制制度的统治之下进行改革,他们是第二代新型知识分子。第三代知识分子我称之为‘共和知识分子',他们以追求民主共和为目的,坚持主权在民。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孙中山、黄兴、宋教仁,从他们的政治理想来说叫做共和知识分子,从他们的社会身份来说叫做‘平民知识分子',第一他们没有官方身份,第二他们没有很多钱,不是大富翁也不是大资本家。我以为辛亥革命主要是这一批知识分子领导的。第四代知识分子是‘无政府知识分子',主张无政府主义,比如国民党早期的张继、吴稚晖。实际上三四两代是并存的。第五代是‘共产知识分子',像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辛亥革命的主要领导者是共和知识分子,他们一部分是在日本、欧美留学的学生,更多的则是国内新式学堂培养的知识分子。"

"其次,我原来研究的比较多的一个方面是同盟会的内部矛盾,以及同盟会和光复会分合关系。同盟会内部至少有两次反对孙中山的风潮。"这是杨先生第二个主要学术观点。

"另外一个就是革命党的财政困难和北伐夭折的原因。革命党没有北伐打到北京、彻底推翻清朝政府,主要原因不是所谓的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而是没钱。一般人不了解,以为打仗是很简单的事情,实际上打仗就得有兵,有兵就得吃饭,就得有饷银,有武器弹药,要打到北京没有几十万军队是不行的,但是革命党拿不出这么多钱来。所以孙中山在武昌起义以后的主要活动就是贷款。孙中山只能向列强贷款,他到英国、法国、日本,都是为了借到北伐所必须的经费,但是他没有借到,没有列强愿意把钱借给一个还不知道能否胜利的政府。所以革命党之所以没有北伐是因为没钱,财政困难,不是所谓的资产阶级软弱性,那个是一个政治判断。我写过几篇文章论证南京政府的财政困难,一篇是写孙中山想用轮船招商局作为抵押向日本,包括英国、美国借1000万块钱,而借钱就是为了北伐。另外还有一个满洲问题借款,孙中山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曾经提出了要把满洲租让给日本,目的也是为了借款北伐。孙中山和日本讲得很清楚,如果拿到1000万块钱就能打到北京,和清政府、袁世凯彻底决裂,打下共和的牢固、坚实的基础。另外一个是向沙俄道胜银行的借款,为了维持南京临时政府的日常运作。但是这三次借款都没有成功。南京临时政府只存在了三个月,却欠了一屁股债,最后还是袁世凯给还的债。袁世凯向帝国主义借了一笔钱,拿出了其中一部分替南京临时政府还债,这些可能同学们都不知道。我研究辛亥革命和传统观点不同或者有所发展的,主要是这么三个问题。"

杨先生进而谈到他对珠海近代著名人物容闳和唐绍仪的研究和观点。"容闳最初是维新知识分子,后来转变成支持孙中山的共和知识分子。但是他始终没有参与到革命的核心里面去,而主要是在革命的外围,同情革命、支持革命。在孙中山早期的活动当中,譬如在惠州起义期间、义和团运动之后,容闳还曾经是比较重要的人物,但是后来一系列同盟会的活动他都没有参加。"

"唐绍仪原来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也是袁世凯的幕僚。他和辛亥革命的主要关系就是他是南北议和时候的北方代表。袁世凯派唐绍仪当代表的原因,我想主要是他倾向于共和。按道理他应该派一个很坚决的保皇派来当代表,但是他派了唐绍仪,一个在美国留过学、有共和思想的代表。唐绍仪在南下途中就把辫子剪了,他不是革命党,但却是一个有共和思想的人。袁世凯派唐绍仪当代表,我想是和他愿意接受共和思想有关系。当时在袁世凯面前是两条路,一条路是效忠清朝政府,帮助清朝政府镇压革命党。当时他掌握着北洋最精锐的部队,以他的力量,把汉口、汉阳都打下来了,打武昌可谓是易如反掌。当时冯国璋是主张要过江的,但是袁世凯不让他过江打武昌,我想他就是考虑到如果把革命党镇压了,帮助清政府稳定了江山,其后果是‘狡兔死、走狗烹',到最后清政府还得把他收拾了。所以袁世凯知道如果自己效忠清政府,没有好下场。而如果站到革命党的这一方来,他的前途一定是光明的。因为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都同意只要袁世凯站过来就拥戴他当大总统。所以袁世凯再傻,这两条路哪一条是死路,哪一条是活路,他也一定很明白。袁世凯口头上坚持南北议和的底线是君主立宪,这个是说给清政府听的,我想袁世凯内心会倾向共和,所以他把唐绍仪派来当谈判代表。"

此外,杨先生还对孙中山和蔡元培两位思想家在五四运动中的表现方面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孙中山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意义在于"革心",在于思想界之大变动,进而使国民党可以利用这些新青年推进革命。而蔡元培作为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则在新文化运动中坚守"学术第一、教授治校、讲学自由、兼容并包"的思想主张,并不主张学生冲到第一线,为革命流血牺牲。然而在杨先生看来,孙、蔡的思想并没有大的分歧,他们都是共和知识分子,主张民主共和且都具有不同程度的社会主义倾向。"蔡元培在1904年新年写过一篇说叫做《新年梦》的文章,实际上描写的就是空想社会主义的图景。后来蔡元培到了德国留学,也受到了德国社会主义的影响,他在德国还写信和人讨论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孙中山的社会主义倾向也是很突出很明显的。所以他们没有太大的分歧,对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的看法都还是积极的、肯定的。孙中山肯定五四运动是从爱国运动的角度来考虑,新文化运动对旧文化旧道德的批判,孙中山也未必同意。"

孙中山在遗嘱中提到,欲达到中国之自由、平等的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对于这一观点,杨先生说:"唤醒民众的思想是孙中山晚年回忆自己的革命经历以后得出的结论,为什么革命那么多年没成功,中国的面貌没有什么改变,他认为毛病就出在没有唤醒民众,这是孙中山对自己一生道路总结后得出的经验教训。这一点是对的,一直到现在,也还有唤醒民众的问题。李泽厚提出怎样处理救亡和启蒙关系的问题,他认为启蒙工作没有做透。从五四以来的启蒙工作没有做透,原因就在于救亡把启蒙压倒了,大家的力量、兴趣、注意点都集中到救亡上面,没有注意民主主义的教育。我想这个意见有一定的道理。如果我们的启蒙教育做得很好、民主主义教育做得很充分的话,那么我想不会有文化大革命出现的专制主义、愚昧独裁、个人崇拜等现象。我认为一直到现在,进行民主主义教育仍然是一个大的问题。"

在谈到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都是"破而不立",从而导致百年来中国没有建立起核心价值观这一问题时,杨先生感慨万千。"这是一个很大、很复杂的问题,而且到现在也没有解决,现在我们都很难做一个明确的回答。我个人的看法,应该是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也吸收西方民主主义文化的精华,把这二者结合起来,形成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核心价值观。"

访谈过程中,杨先生慈祥谦和而认真细致,使人受益匪浅,整个过程可谓随意而畅快。

(记者:安英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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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个爱说真话的人

--专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郭世佑先生

他被法大学子连续两届评为十大最受欢迎教师之一;他曾在浙江大学任教,学生们在听说他要离开浙大之时掀起了浙大史上唯一一次校园风暴,只为挽留他继续在浙大任教;他智慧幽默,话语简洁而有力;他谦虚严谨,对学术认真而又执着。他就是此次专访的人物--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郭世佑先生。

郭世佑教授此次应邀前来参加在UIC举行的"辛亥革命百年回眸与反思专题研讨会暨第八届国情国学教学研讨会",他的演讲以"辛亥精神与百年纪念"为题,让在场的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博得一阵又一阵的掌声。

 

谈辛亥革命精神在现今-要有社会责任感

 

 

郭教授说:"辛亥革命精神实质上是屡战屡败的进取精神、赴汤蹈火的牺牲精神以及不畏强权的自由民主精神。而现今建设,改革开放,肯定不需要革命,不需要不怕死不要命。在现有阶段,什么人就该做好什么样的事情,比如大学生就要好好读书,做点真本事出来。当然,真本事不是读几本教材,考了个90分、100分,不是这样的。除了教材,你要多读精品,读经典性的著作,要与康德对话,不论你什么专业。康德呀,黑格尔啊,柏拉图啊,要看,这是不可超越的东西。包括很多老师提到的,孟子、荀子和孔子啊,这些都是要看。要关心社会,要有一定责任承担,光读死书也是不行的。"在问及辛亥革命精神给我们带来些什么时,郭教授这样回答道:"至于革命,是个短期的现象,革命本身成本会很高,会有破坏性。而建设是个好事多磨的事情,它需要智慧与耐心。我们的同学,这两方面都要学习。一个是智慧,要有真本事。另外一个是要有耐心,不能带着辩论赛的心态,强词夺理。它必须要兼听,包括在人生中,不能只靠哪一派哪一路人,要调动多数人,要获得多方面的信息。"

 

谈回眸辛亥革命之目的-开启了新时代

 

郭世佑教授对于辛亥革命的研究颇深。在谈到为什么在100年后的今天,人们依然纪念辛亥革命时,他指出:"辛亥革命的历史贡献不仅在于推翻了一个腐朽的清朝,还推翻了一个延续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制,开启了中国民权政治的新时代。不管你是否重视那场革命,是否感恩,海峡两岸乃至天下华人都是辛亥革命的消费者和受益者。正是因为辛亥革命,中国人的脑袋和双腿才不再为磕头而准备着,而是可以为思考和走路而准备着。"是的,辛亥革命让女人们在100年后的今天不用裹小脚,让男人们在100年后的今天不用梳发辫。它改变的不仅仅是习惯,更是思维方式和文化。

 

谈对于袁世凯之见解-要有立体的思维

 

郭教授也谈了他对袁世凯的看法:"袁世凯本人并不是说打从一出生他就要去当皇帝,我们不能用结果来推导过程,因为结果很简单,过程很复杂。他为什么要去当皇帝?这其中包括他的大儿子袁克定捏造报纸啊,报纸中都说全国人民都希望他当皇帝。这其中还包括中国的一些基本国情,国情的复杂性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力。首先,他制度设计上就有问题,总统和总理的权限没有好好划分,到底是怎么样分工。还有,总统的行政权和国会的立法权它们两者之间,要有一个良性的运作机制,必须要互相配合才行,不能老互相叫板,老是吵架。我们所说三权分立,互相监督。互相监督并不是说互相老是过不去。不是互相吵架,它主要还要配合,还要妥协。妥协要谈判,妥协不是个坏事。老外为什么比较看重袁世凯?因为他有经验,他有军队。能稳定,稳定不是坏事情,包括今天。我们不能按照一分为二的思想看问题,要用立体思维。"

 

论真话-我只是说了点真话

 

郭教授喜欢说真话,他说他无欲无求,便无欲则刚。他坚持奉行此点,并且欣赏讲真话的人。在他的专访中他时时说到做人真实的重要,他发自肺腑的诤言常常让我们热血沸腾。他针砭时弊,对政治有着他独到的看法。他直言不讳,总能把他想到的都讲给我们。他说,你们就像是我自己的学生,我总想把最好的教给你们。他就是这样,勇敢、果断且坚定。他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真实,什么是热诚,什么是诚恳。而我们的专业也要求我们以真实为生命,说真话,做实事,这正是郭教授让我们折服和敬重之处,也是我们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时刻需要警醒的地方。

短短一个小时的专访结束了。郭教授在这一个小时中从宏观谈到微观,从国家大事谈到个人职责,真正让我们领略到什么是大家风范,什么叫做一个真正的学者。郭教授的人格魅力深深征服了在场的每一个人,他表示,如果有机会,他会再来UIC,和大家就学术和精神如何合轨进行分享与交流。(记者:董晗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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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煦若风扶杨柳,渊博似瀚海苍穹

--专访罗福惠教授

罗福惠教授简介

华中师大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中国近代史专业博士生指导教师。主要研究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辛亥革命史、中国现代化问题及近现代湖北地方史。曾独撰及主编有关著作10种,发表论文数十篇。

 

 

辛亥革命在武汉

 

记者:罗教授,您好,真不好意思,打扰您了。

 

罗教授:没关系的,让你们等了那么久我才不好意思。想了解什么方面的问题呢?

 

记者:大家都知道辛亥革命爆发在武汉,您能为我们说一说为什么选择武汉吗?

 

罗教授: 在当时其实孙中山认为选择在武汉啊,是出于意外,而黄兴认为其实并不是出于意外。在武汉其实当时封建思想解体比较早,我们都知道,汉口是比较早成为通商口岸的,在当时啊,其实经济也是十分发达的。而且当时啊,湖北拥有大量的新军,新军当时掌握着国家最先进的军事技术和装备,而且新军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革命党人,他们在新军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且当时湖北的清朝大量的官员都被调去四川镇压保路运动了,所以,当时选择武汉是最恰当不过了,成功率比在广州上海都要高。辛亥革命在武汉以极少的代价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记者:武汉作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地点,应该很注重这部分的宣传教育吧,武汉近几年的城市规划中有具体体现吗?

 

罗教授:有啊,武汉近几年城市规划中十分重视相关的建设,兴建了大量的博物馆, 而且武汉的红楼,作为辛亥革命打响第一枪的地方被保护的很好。武汉的烈士陵园近几年也是在花巨资维护。每年的10月10日,这些地方作为爱国教育基地都会有大量的人来参观。但是其实中国在近代以前并没有给他们修什么纪念馆之类的,而日本这个民族这方面就做的很好,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十分注意这一点,靖国大道的两旁有好多好多在战争中牺牲的战士。我们在历史教育方面应该向他们多多学习。

 

我们的爱国情怀

 

记者:您认为我们现代青年用怎样的态度去对待历史可以使我们更加热爱祖国?

 

罗教授: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都要用一种理性的历史记忆去看待历史,像我们说日本,他们很注重历史教育,但他们很有选择性的,他们尽量淡化对他人的侵略,却对他们怎样受原子弹欺负,念念不忘。一种理性的历史记忆对培养现代青年的人生观、历史观、世界观都是非常重要的,这样我们的青年不管走到哪里,都不会忘记自己是炎黄子孙。

 

记者: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留学国外,加入外国国籍,您怎样看待这种现象呢?

 

罗教授:这个现象是全球化造成的不可避免的。很多华侨他可能现在的身份是美国人,可能是日本人,但有些人他们并没有忘记他们是炎黄子孙,他们虽然身在海外,但他们仍然心系祖国。80年代前有很多人说海外华侨并不爱国,但80年代初,陈冲到美国去就受到很多人的批评,陈冲的姥姥就带他写了篇文章说其实这并不表示他们并不爱国。而且辛亥革命时期,华侨就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建国初,钱学森的等留学生急切的回国,为祖国的建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过现在的人,确实没有当时的那些人的急迫感,有时是为了个人的发展空间啊,去海外生活,这些也是可以理解的。我认为应该多方面的看待这个问题。中国移民对于我国对他国的文化交流,也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所以我对这个问题是持积极态度的。

 

学无止境

 

罗教授:你们来这个学校学习,代价很高啊,你们认为在这个学校学习有什么不同吗?

 

记者:我们来这里是有很多不同的体验,这里会有给你展示的机会,心态也会很开放,而且有很多外来学者,会有很多思想碰撞。感觉是一种新的体验。您对UIC的教育模式有什么看法呢?

 

罗教授:一般内地大学的学生大一一开始一般比较迷惑比较松懈,没有什么方向。但你们的学校感觉很不同,学习氛围有很多的不一样,而且我觉得你们学费高也是一种动力,国内的高校可能也有这方面原因,导致学风比较松懈。而且新成立的学校由于学费比较低,老师的报酬比较低,就难免存在知识老化问题。现在好多国内的学生水平真的不够。而你们在这个学校拥有一个紧张的竞争氛围,让你们学到很多东西。像给你们提供机会采访啊之类的,这些对你们未来的发展是很有益的。

 

 

记者:您能给我们一些未来学习的意见吗?

 

罗教授:我认为多学习语言是很有好处的,像我吧,我是30多岁才开始学习日语的,那时候也没有什么专业的老师教我,有那个广播,教日语的,我就每天听,从初级班一直学到中级班、高级班,学了整整三年。然后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又学了俄语。而且我觉得做学问,一定要有谦逊的态度,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谁也不敢说他全部都懂了。像我现在60多岁了,我每天还保持2-3万字的阅读量,但其实这样,我还是有好多书没有看。有人说我是"活字典"(笑),我就说哪敢这么说啊,我还有好多不知道的。其实一个人的学问一下就看的出来。大浪淘沙,像百家讲坛那么多人,最后,还是易中天最受大家欣赏,其他的人,都感觉稍逊一筹。而且我觉得学者和明星有很大的区别,学者很难成为明星,真正的明星也很难被人视为学者,像杨天石先生他们虽然也经常上电视,但学者就是学者,他不能称为明星。而余秋雨先生可能就是有些急功近利,使人感觉他做学问十分浮躁,不能够让人信服。可是像易中天先生就又是学人又是明星。他能够将一些生涩的历史事件用现在的幽默诙谐的话语讲给大家听,让大家感兴趣,可又不偏离历史事实。你们以后在学习过程中可以多多学习。

 

 

记者手记:我们的访问是在北师大珠海分校的国际交流中心进行的,我们去采访的时候罗教授刚刚吃过晚餐回到宾馆。一开始我想尽快结束,教授应该很快要休息了,可经过聊天,发现教授十分的博学健谈,生硬的访问慢慢变成了一种很平常的聊天,他如同朋友般聊我们的生活,聊他学习的经历。短短的一个多小时,在不知不觉中就接近尾声。在我第一次采访中就遇见罗教授这样渊博的学者,使我对学习有了不一样的认识,真是我的幸运。最后我想给所有青年转达罗教授的一个期望:当代青年,做学问一定要保持谦逊的态度,活到老学到老。 (记者:胡心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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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专访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吴铭能副教授

 

10月22日上午,四川大学吴铭能副教授在我校"辛亥革命百年回眸与反思专题研讨会暨第八届国情国学教学研讨会"上发表了重要演讲。他从务实的角度出发,激励青年学子希继承和发扬辛亥革命精神,为实现理想而奋斗。

吴教授是台湾师范大学硕士、北京大学博士,现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著作有《梁启超研究从稿》、《历史的另一角落--档案文献与历史研究》等。

当天晚上7时许,我有幸对吴教授进行了采访。床头摆着几本学术经典,说话平易近人,穿着一身藏蓝色唐装的吴教授侃侃而谈。我们的采访进行得十分愉快。

 

“此次研讨会是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

 

说到来我校参加研讨会的感想,吴教授对UIC及UIC的学生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我觉得此次研讨会是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专家学者各抒己见,同学们也有机会表达自己的看法。研讨会上同学们积极发言,提出了很多很精彩的问题,令我们对年轻一代刮目相看。"吴教授认为,学者们应该有一种包容的心态,允许有不同的观点,大家相互尊重,理性地交流,这样一种愉快的交流氛围很重要。

“青年学生要从辛亥革命屡败屡战的进取精神中学习不怕失败的精神”

 

当问及年轻一代应该怎样解读辛亥精神,应该从中学习什么时,吴教授说:"辛亥革命在前十次的武装起义都失败了,但是革命先驱们不怕失败,不断反省,不断准备,终于取得了胜利。这种屡败屡战的精神,非常可贵。青年学生要从辛亥革命屡败屡战的进取精神中学习不怕失败的精神,要多多反省,多做准备,要相信自己能取得成功。"

 

革命尚未成功,但是我们在进步

 

辛亥革命打响了中国民主共和的第一枪,但是一百年后,当年先驱们的理想还没有完全实现。我们今天仍应以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共勉。

"百年来辛亥革命的成就虽有目共睹,却没完全达到三民主义的理想。这一百年来的中国,经历了抗日战争、国共内战、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诸多大事件,总的来说是战乱的时间多,安定的时间少。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我们还应该继续平稳扎实地发展经济建设,特别是广大的农村,还需要我们全力发展建设。"吴教授充满感触地说,"我们要看到实际的情况,我们中国各地的发展是有差异的,各地的需求也不一样,我们要有宏观的眼光,要从大多数人考虑,继续发展经济建设仍然是重点。只有在长治久安的环境中,在良好的经济条件下,我们才能更好地进行民主建设。我们还应该认识到,我们的民主素养不够,要想建立完善的民主建设,并不是那么容易。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民主建设的进步,我们应该多一点耐心,相信我们最终可以达到目的。"

 

同志仍需努力——珍惜时间,充实自我

 

吴教授在研讨会上对青年学子寄予了厚望,希望有建设国家的大担当。当问到青年学子应该怎样具体地去努力,才能更好地继承革命先辈的事业时,吴教授充满关怀与鼓励地说,"我认为,青年学子应该首先把专业知识学好。在学好专业知识的同时,还应该培养好自己各方面的能力。要找到自己努力的方向,锻炼好身体,培养艺术情操,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学会自我管理等等。"吴教授还强调青年学子应该培养很强的社会责任感,要有拓荒者的精神,要有建设国家的大担当。"我们的学子要对社会有责任心,我们可以对现状不满,但我们不要愤世嫉俗。我们应该想想我们自己能够为社会做些什么。"吴教授还为我们指出了榜样,希望我们效仿胡适先生。"从我读胡适的日记,我的感触是,胡适这么伟大,是他长期耕耘的结果。他在留学的时候,一直潜心充实自我、培养自身能力,才有他后来为革命的贡献。"吴教授还推荐我们读《胡适日记》、胡适的《容忍与自由》,希望我们从中汲取养分、得到启发。吴教授最后总结说:"总之,青年学子应该珍惜时间,充实自我,为建设祖国好好地做准备!"

 

给UIC学子的礼物——《书评写作方法与实践》

 

吴教授还向UIC图书馆捐赠了自己的著作《书评写作方法与实践》,并亲自题字留念。

"这本书一是谈书评的写作方法,二是书评写作实践的例子。书评写多了之后,会积累经验。评论一本书已经不是仅仅读这本新书而已,要紧的是逐步扩大同一主題的阅读量。我深深感觉到这对于学术论文写作的确有很大的帮助,而且也是比较有方法可循的。因此,我愿意把我的经验告诉初入大学及研究所就读的年轻朋友。"吴教授说,"我们写书评要有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态度,要忠于自己真实的想法,诚实地把自己的评价写出来。我希望同学们从中学到认真做事、忠于自己的态度,不去刻意讨好别人、不卑不亢的品质"。

说到读书,吴教授希望我们意识到知识的宝贵性,坚持读好书。他鼓励我们读国学经典、《史记》、《饮冰室文集》。

 

采访后记

 

我因为是第一次当记者,开始比较紧张和忐忑。但是通过一个多小时的采访,我感受到吴教授是一个非常谦虚、和蔼、包容的学者,他对我们年轻一代给予了很多关心和鼓励,让人倍感亲切、深受鼓舞。吴教授对社会民生的关怀、对青年学子的谆谆教诲给了我很深刻的印象。这次的采访非常成功,我从中也学到了很多。(记者:黄婉鹂)